陶行知认信史料的再发现
近年来，陶行知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陶行知个人的基督教信仰对其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重新成为国内外陶行知研究者检视的一个焦点。例如，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３日，由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业教育机构，在香港联合举办“陶行知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对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何荣汉的专著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很高评价。此前，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等部门，也曾组织相关研究者对该著作进行多次研讨，并有多篇讨论文章在该院学报刊载，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相关情况可参见李刚、冯羽两位学者的论文，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２００６年第５期。其中李文曾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另外，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由中国陶研会、江苏省陶研会和南京晓庄学院联合举办的“陶行知高层论坛”上，仅会议收到的探讨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的学术论文就达六七篇之多，几乎占到了大会交流论文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由于新史料、新思维和新方法对陶研界的影响与渗透，在一些长期以来未曾解决的关键论题上，也出现了某种新的拓展的可能性。而这种现象，与国内学术交流渠道的通畅，学者间思想交流的紧密，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信息的持续增长密切相关。
陶行知与基督教的关系源自于陶行知与教会学校的关系，在此方面，研究者已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陶行知早年所受的教会教育，对其早年成长以及一生思想观念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中扮演过至关重要的历史角色，就连最早提出并一向坚持其父亲“非基督徒”观点的陶氏二子陶宏先生也坦承：“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陶宏我和我的父亲，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４６年。这里所提及的教会学校，既包括少年陶行知在安徽家乡就读的、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ＧＷＧｉｂｂ）任校长的崇一学堂，也包括他短期就读的杭州光济医学堂、南京汇文书院，以及后由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另外，陶行知在留学美国期间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也有浓厚的宗教背景。在教会学校的十几年中，陶行知有没有接受过基督教的熏染，这是不言自明的。今天的问题是：其接受熏染和影响的方式是怎样的？这种影响究竟对他的人生观、教育观渗透达到多大程度？这一系列问题，或许是每一个陶行知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本文重在检讨当今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研究中难以规避的基本前提，即：陶行知认信史料的再发现，以期引起人们对此一问题的价值、意义以及跨文化视角的重新认知。
一、司徒雷登：信徒说的肇端
在最先讨论陶行知基督徒身份的研究者当中，明确提出陶行知具有基督教徒信仰的，是陶行知当年在金陵大学时代的老师、燕京大学创始人，也是杜鲁门时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１８７６１９６２）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基督徒教育家、记者和外交家。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的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记载，司徒雷登父母都是来华传教士，他在浙江杭县出生并长大，１１岁返美求学，１９０４年再次携家眷以传教士身份来华。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新约教授。辛亥革命期间，兼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每日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并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接触交往。
作为基督徒教育家，司徒雷登对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贡献，人称“燕京大学之父”。１９１９年，他在京郊的荒地上创办了燕京大学，被选为校长。他提倡男女同校，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１９２９年改任教务长，协助吴雷川校长主持校政。１９２２１９３５年间，先后十次返美为学校募得巨款。１９３６年，获中国教育部一等褒奖。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平津沦陷，他兼任燕大代理校长，继续在北平办学，坚持行政独立，保持学术水准，并四次造访战时首都重庆。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即遭日本宪兵逮捕。１９４５年８月获释，第二天就召集燕京同仁，筹备复校。由于司徒雷登的特殊身份，早在１９３３年罗斯福总统曾当面咨询他对中国局势和中日问题的看法。１９４６年７月他出任杜鲁门政府驻华大使，负责调停国共两党合作事宜，调停失败。１９４９年８月返美。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５４页。
从以上经历，人们可以发现，司徒雷登与陶行知的早期接触，应当是在司徒任教金陵大学期间。司徒雷登曾经回忆道：
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司徒雷登我所认识的陶行知，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４６年。
如前所述，司徒雷登在金陵大学主讲新约课程，那么，陶行知的卷子是否是该课程的卷子也就勿庸置疑了。另外，陶行知在金大主编中文校刊，曾亲自为该刊取名为金陵光，也足以表明此一时期基督教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对基督徒而言，“光”乃神之象征，也为神所创造之万物中的第一件。圣经“创世纪”中有这样的名句：“Ｇｏｄｓａｉｄ，‘Ｌｅｔｔｈｅｒｅｂ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ｌｉｇｈｔ／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ＳａｍｕｅｉＳａｎｄｍｅｌ：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ｉｂｌｅＯｘｆｏｒｄＳｔｕｄｙ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Ｐ１这或许是今天的人们易于忽略的细节。
同样值得人们关注的是，陶行知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病逝，就在陶行知离世第二天，身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旋即接受上海联合晚报的专访，痛悼陶行知逝世。在这篇异乎寻常的专访中，司徒雷登首次谈及：
在学生时代，（他）坚信基督教。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美大使痛悼陶行知逝世，上海：联合晚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
也许人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司徒雷登所言只不过是曾经作为陶行知老师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的个人感受，与陶行知本人的心灵经验并无关联。这也就更多地涉及陶行知与司徒雷登师生二人间的个人情感，以及司徒雷登的说法是否言之有据、足以证信的问题。无独有偶的是，就在陶行知去世前两周的７月１１日，他曾就司徒雷登出任中国大使一事答记者问，陶行知说：
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就在南京认识他了。我一向敬重他，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痛苦、意愿和渴望。我认为杜鲁门总统这样做，是出于美国最高的智慧，也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福音。陶行知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上海联合晚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
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前一年”应当是１９００年，其时也正是司徒雷登任教金陵神学院新约教授的时间。由此推算，两人结识长达４６年之久。４６年来“我一向敬重他”，可见这样的交往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尤其是这里提及的“福音”一词，在基督徒中间，它并非指一般的ｇｏｏｄｎｅｗｓ，而是指“耶稣降世拯救人类的好消息”。如果我们联系访谈原文，“我一向敬重他，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痛苦、意愿和渴望。”这里的意蕴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情谊，不仅仅是普通的师生之情，或许多少带有基督徒之间的更为深沉的情感。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５０年，他曾经说，“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生于斯，也要葬于斯。”他在美国晚景凄凉，由于他曾经和国共两党高层都有过密切交往，不少高层官员甚至是他在燕京大学的门生，因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他一度遭到联邦情报部门的侦讯。由于其夫人早年病故于北平，并安葬于现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司徒雷登最终怀着无法安眠于夫人之侧的遗憾，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日在华盛顿病逝。关于司徒雷登的最新研究，请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罗义贤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另外，司徒雷登在杭州的故居日前已作为杭州市政府文物保护单位而对外开放，该市还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由此，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即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说法，在无形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立了。
二、朱宕潜：来自现场的报告
朱宕潜（ＤｏｎｃｈｅａｎＣｈｕ）为江苏省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即现今徐州师范之校友，旅美教育史专家。著有比较教育学等英文著作。１９５３年，这位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陶氏门生，在哥大师院校档办公室内发现一封存放于此长达４０年之久的陶行知的英文信件。由于朱博士的学位论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ｏ’ｓ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７１９４６，ＤＥ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５３）是以英文形式写作，迟至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方有中文译本问世于台湾，加之当时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所以，朱博士所发现的陶行知的重要史料，在大陆研究界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这封信是陶行知１９１６年２月６日，写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ＪＥ罗素的，目的是为感谢利文斯顿奖学金的捐助者给予他前往哥大就读的经济资助。在这封题为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的英文信中，他承认：“我１９１３年成了一名基督徒（Ｉｂｅｃａｍｅ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ｎ１９１３）。”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０页。同时，他还告诉人们，他是因为读了康乃尔大学詹克（ＰｒｏｆＪｅｎｋｓ）教授的耶稣的社会原则，促使其信仰耶稣基督的。另外，他“决定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则是１９１５年６月参加日内瓦湖畔青年会（ＹＭＣＡ）夏季大会时“受到启示”。总之，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转向和决定，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和感召下才完成的。换言之，此信告知于世人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不过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践行。
针对上述现象，１９９１年出版的陶行知全集在此信的中译文后面刻意加上这样一条“编者注”：
据陶行知的亲属和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说明：陶行知曾经信仰基督教义，但他从未参加基督教会组织的教仪活动。
也就是说，陶行知只属于信仰教义而不参与实际教仪活动的“信教者”。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１页。
相信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会在陶行知的英文信和“编者注”之间获得并不完全一样的信息。
三、阿部洋：确定再研究的必要
阿部洋是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他主攻中国留学生在日美两国的历史问题。同时，他也受教于日本当代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和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先行者斋藤秋男教授。１９８４年８９月，阿部先生受日本丰田财团资助前往美国，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斯坦福、哈佛等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图书馆和公文档案馆做了大量系统的资料搜集，并集中调查于哥大师范学院。此后他撰写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一文，对此次调查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的主要内容有：
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资料：附调查表之一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１９８５）；
２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资料：由于查阅学生学习状况报告需学生本人或亲属授权，调查者通过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先生获取陶行知学习成绩资料的复印件；
３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罗素院长的书信：附调查表之二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习活动（１９１５１９１７）；
４关于陶行知书信的感想：附调查表之三陶行知在伊利诺斯大学的学习活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重新调阅了陶行知给罗素院长的书信，并表达自己对陶行知英文书信的感想。在感想中，调查者不仅矫正了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牧师（ＭｒＧｉｂｂ）英文姓名的误译；同时，他还指出：
陶自己说１９１３年成为基督教徒。在此之前，据陶的长子陶宏说，陶并不是基督教信仰者，大概对这一点有必要再做研究吧。（日）阿部洋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周洪宇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８页。
不难看出，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陶行知研究者，能够亲临历史的现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深入细密的史料收集和梳理探究。这固然是由于当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条件的限制，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海内外研究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所致。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国内学者往往出于研究体制的需要，热衷于追捧现存的二手资料，做宏观的、逻辑体系上的循环推演，并乐此不疲；而很少或干脆不愿去做深入具体的史料发掘和爬梳，为自己也为他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坚实的基础。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我国学术研究中原创性的缺失。这无疑也是国内陶研界长期以来在一个历史论题上纠缠不清、无从突破而潜藏着的体制性的和价值理念上的危机，而绝非单纯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四、何荣汉：跨文化的新视角
在最新的陶研成果中，香港中文大学何荣汉博士（ＤｒＨｏＷｅｎｇＨｏｎ）的著作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２００４）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因为它代表了香港陶研中的新取向，即：透过跨文化视角，助成人们摆脱长久以来在陶行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等一系列信仰认知问题上的纠结。冯羽跨文化视角：香港陶行知研究的新取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７页。
通过对何著的深入讨论，人们基本认同何博士为当今陶研界作出的贡献，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前所未有的史料查阅范围，其中包括：
（１）美国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校档中与金大基督徒学生活动相公的资料（缩微胶卷）；
（２）北美中国基督徒学生会英文期刊留美青年；
（３）教务杂志；
（４）教育季刊；
（５）中国基督教会年鉴英文版；
（６）中华基督教文社期刊文社月刊。
２新发现了１３件陶行知的英文文存，其类别有：
（１）宗教类；
（２）教育类；
（３）文化类；
（４）书信。
３填补了史料发掘上的盲点：
（１）首次发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陶行知英文文存金陵大学学生陶文浚的信仰见证（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ｉ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ａｏＷｅｎＴｓｕ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在这份信仰见证中，陶行知完整地表明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过程和原因：
四年多来，经过内心鏖战，“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的跟随者。……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ｖｅａｌｌｍｅｎａｓ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陶行知全集（第１２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而促使他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因素还有：
基督教与现代知识的紧密关系；
基督教与民主共和国强盛之关联；
基督教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关系；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教会学校外国人传教士教师的牺牲奉献。陶行知全集（第１２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页。
（２）首次发现１９１６年发表在英文杂志留美青年上的论文中国道德与宗教教育（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这是唯一一篇陶行知从基督徒的角度阐述他对基督教宗教教育观点的学术论文，表达了他的宗教观和教育观。
（３）具体阐析康乃尔大学詹克（ＰｒｏｆＪｅｎｋｓ）教授的著作。并对书名作了校正：陶本人称，读耶稣的社会原则（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Ｊｅｓｕｓ，１９０６）是使他“信仰耶稣”的直接原因。其实，这是对原著名的简称和笔误。其完整书名应为：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ｏｆＪｅｓｕ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ＹＭＣＡ，１９０６。
同时，何著对书的形式／内容作了深入探讨。证明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教义读物，而是专供查经班集体研读和逐日加以讨论的书。也就是说，陶行知当年应当是在教会团契时研读此书，并在此后写下了“信仰见证”。
（４）首次发现２件重要的教育学文献创造的教育（１９３３）小先生与识字运动（１９３４），均为陶行知在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之国际教育委员会和小学教育委员会上的英文演讲。也足以说明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实践，始终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密切关联。
可以说，何著以客观及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且不满足于单纯“贴标签”或“扣帽子”的看法，而是运用“广泛搜罗资料”和“客观求证史实”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所以，他认为：综观陶行知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基督徒，并没有断言放弃过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也一直积极参加基督教群体（如基督教青年会ＹＭＣＡ）的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吴梓明教授这样总结何著的成功，他认为：
陶行知不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更尝试在其教育事业中运用基督教的教育理念。
由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所以陶行知毕生所推动的“新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无一不是一种活现爱心的教育。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结语
综观陶行知认信史料再发现的过程，人们会发现：在朱宕潜、阿部洋和何荣汉等海外陶研者那里，他们的研究已经实现了三种跨越，即：跨语言／跨国界的史料搜集与梳理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跨宗教流派的探究精神。尤其是最后一点，使长久的历史疑难指向了陶行知的认信所具有的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和现代派的特征。冯羽跨文化视角：香港陶行知研究的新取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７页。
由此可见，历史研究者的取向有时也会成为一个文献资料的滤光镜，使得某些文献资料没有被发现。研究者的这片滤光镜有时是基于不认识资料的来源，也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忽略，更有可能是研究者本身的预设立场。研究者和文献编纂者的取向，不但影响了他们本身的研究路线，以及对文献的整理和诠释，而且在更基本的文本存在问题上，他们的取向决定了历史文献会否被发现。在此语境中，人们不会不赞同史学大家傅斯年先生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跨文化视角：香港陶行知研究的新取向本文与冯羽教授合作。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内地陶行知研究的解禁和复苏，香港陶研也打破了三十多年的沉寂，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并开始积累起相当的成果。陶行知曾于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９３９年１月在港创办中华业余学校，所以，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笔名“小思”）先后发表了陶行知先生在香港、敲钟者二文香港开卷杂志，１９８０年第８期；香港明报，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９日。，回顾了陶行知在港的社会活动和实践，介绍当时新发现的六首陶行知写于香港的“陶派诗”，并认为陶行知在港短短１１个月的教育实践，在香港教育史上留下了“一种光辉的标志”，从他的诗中也可见出，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敲钟者”。张增泰在陶行知二三事中，则回忆了陶行知在港期间的感人往事。香港大公报，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９日。虽然这一时期香港学者的努力和成绩打破了沉寂，为以后香港更多有识之士参与陶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正如金林祥教授指出的，“显然香港的陶行知研究在力度和理论性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金林祥等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来，香港的陶行知研究似无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但是近年来有一位学者的研究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神学学部哲学博士何荣汉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所做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该书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于２００４年出版。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这部“把陶行知是否基督徒作为讨论题目”的著作，不仅代表了香港陶研的最新成果，而且其跨文化（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的研究视角具有相当普遍的启发性。
本文通过解读何荣汉博士的陶研新著，试图说明陶行知研究中的跨文化视角是如何助成人们摆脱长久以来在陶行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等一系列信仰认知问题上的纠结的。
一、问题的由来
首先，我们在解读何著的同时，尝试回顾并归纳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潜问题意识期”和１９５３２００４年“问题意识期”中人们对陶行知认信问题的种种观点和争议。
（一）“潜问题意识期”（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陶行知离世，追念者中即出现“信徒说”（如陶氏金陵大学时的老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非信徒说”（如陶氏之子陶宏）两种观点。
１．陶行知“信徒说”之缘起
１９４６年，陶行知逝世后，由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中载有陶行知生前“一向敬重”的老师、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撰写的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陶行知，以及联合晚报记者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对司徒雷登的采访记美大使痛悼陶行知逝世。其中，司徒雷登回忆道：
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
在学生时代，他坚信基督教。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４６年，第５页。
另外，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陶行知好友、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就赞扬他“很有传教的精神”。陶行知全集（第８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４页。及至他去世后，友人也纷纷敬悼他，认为他有“基督耶稣的精神”（翦伯赞语）。
其实，“信徒说”之真正缘起，应当是陶行知本人。时间也应当追溯到１９１６年。当年２月６日，陶写有一封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ＪＥ罗素的信，目的是为感谢利文斯顿奖学金的捐助者，在这封题为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陶行知全集（第６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０页。信中，他坦承：“我１９１３年成了一名基督教徒（Ｉｂｅｃａｍｅ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ｎ１９１３）。”ＤｏｎＣｈｅａｎＣｈｕ，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ｏ’ｓ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７１９４６，ＤＥ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５３由于这封英文信长期存放于哥大师院校档办公室内，直至１９５３年，才被前往该校修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陶氏门生朱宕潜发现。由于朱博士的学位论文是以英文形式写作，迟至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方有中文译本问世于台湾。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中，不可能对内地陶行知研究产生应有的积极影响。
２．陶行知“非信徒说”之提出
近几十年来，内地陶研界多倾向于将陶行知作为“非基督徒”，至多是作为“受过基督教影响的非基督徒”来对待。究其源由，同样来自于１９４６年年底出版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书中，陶行知长子陶宏写有题为我和我的父亲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４６年，第５６９页。尽管，该文中也多处提及陶行知本人一直保有过圣诞节的习惯，每年儿童节也必向街头流浪儿捐助，家中客堂里还挂有基督耶稣的画像等等细节；但由于阐释角度的不同，加之作者的特殊身份，中间经过专家学者们的引用和阐释，在内地陶研界，陶行知“非基督徒”，还是成为最具有权威性的观点之一。
因此，川版陶行知全集中，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文后，编委会刻意加上这样一条“编者注”：“据陶行知的亲属和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说明：陶行知曾经信仰基督教义，但他从未参加基督教会组织的教仪活动。”也就是说，陶行知“只属于信仰教义而不参与实际教仪活动的‘信教者’。”陶行知全集（第６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１５页。
客观地讲，上世纪８０年代内地陶研学者已开始对此观点进行了很多的修正和质疑。但由于长期客观社会条件和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研究模式和思想惯性，使人们在此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认识模糊不清或态度摇摆不定的情状。
（二）“问题意识期”（１９５３２００４年）
与前一阶段以陶氏亲友的回忆性纪念性文字为主要研究依据不同的是，自１９５３年美国哥大朱宕潜（陶氏旧弟子）博士论文发掘陶本人给罗素院长的信开始，陶行知及其认信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登堂入室，且多以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朱宕潜的研究和发现。他的发现——对英文文存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的发掘——不仅为陶行知“信徒说”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同时他的研究也为陶行知研究的国际化开拓了巨大的空间。虽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朱先生的影响未见彰显，但其发现的意义和开拓之贡献，足以构成研究史上的划时代的标志。
值得关注的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陶行知研究的恢复和深入，大陆学者也逐步意识到陶行知认信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一时期大陆学者围绕陶行知认信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姿态：
１尝试淡化或避而不谈；
２予以负面评价；
３较为中肯的评价。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页。
在第一种姿态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四川版”陶行知全集。这部正文１０卷，补遗２卷，共计１２卷，且厚达上万页的陶行知文存，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１０余年间陆续编撰完成。但是在其附录陶行知年表１９１３年记事中的表述，却只承认陶行知“被基督教义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所感动，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义的人”陶行知全集（第９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１３页。。同时在编者注中专门指出：陶行知只是在思想和信念上认同基督教，而并非一位真正加入到教会体制之内的基督徒。陶行知全集（第６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１４页。而与此相类似，甚至干脆对陶行知基督徒身份采取“避而不谈”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教科所编陶行知全集（８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版。通称“湘版”）；童富勇等编陶行知传：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第二种姿态则以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中的描述较为典型。其中最有影响的片段就是：
陶行知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没有信奉基督教，并在该校楼上学生宿舍墙壁上书写：“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０页。
这里不仅清楚地告诉人们，陶行知“没有信奉基督教”；同时还暗示陶行知是“出于中国人的某种感情而不信仰基督教”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页。的。这种观点被众多研究者引用，和先前的“非教徒说”一道，几乎一度成为内地陶行知研究中不可推翻、用以表明陶行知思想意识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先进性的定论。受此影响，位于南京晓庄的陶行知纪念馆也采用大体雷同的手法来处理陶行知的生平事迹，介绍的重点集中在“陶行知立志贡献中国，没有信基督教”。
第三种姿态最先出现在１９８９年武汉华中师大“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的学者论文中。其中周洪宇的近代知识分子与教会教育——一项以陶行知为观照基点的历史透视、唐文权的金陵大学——青年陶行知人生奠基所在，起到了打破坚冰的作用。周文开宗明义地指出：
陶行知是基督徒吗？他为什么皈信基督教义？基督教信誉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弄清楚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对陶行知与教会教育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如何？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以往人们大多讳莫如深，避而不论。即或偶有涉及，亦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这里姑且不去评论孰是孰非，至少我们可以确认陶行知已于一九一三年开始皈依基督教义。
就总体而言，基督教信誉对他的影响积极的方面远超过消极的方面。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长久崇敬，原因之一在于他具备伟大的人格风范，而这一人格风范的塑制又显然离不开基督教信仰所起的作用。章开沅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８７３９９页。
唐文也认为：
金陵求学时期基督教的道德教化对他影响不浅。他在亲友心目中被普遍视为具有宗教般牺牲精神的人。……基督教要人去伪存真心，自我牺牲，爱人如己等有关道德教化在他身上确实留有深浅不等的痕迹。……他真诚地向圣经借取过精神力量。……“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种感人至深的道德风范和人生信仰，都是采摘熔铸了中外古今的优良传统而成。章开沅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５３３５６页。
但需要说明，由于当时的学术语境，两位学者在观点上多有保留。如唐文认为，中国本土的道德修持思想比基督教对陶行知影响更大更深；而周文则在表明陶行知基督徒身份的同时，试图淡化基督教影响的重要性，并暗示陶行知只是一度成为基督徒，似乎他后来又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因此，何博士认为上面两位属于第二种姿态的学者，即：他们的结论实际上消解了“信徒说”的核心理念；但我认为，从当时特定的时代和学术界研究氛围考量，还是将其视作第三种姿态，并充分肯定其积极的学术影响为宜；尽管其结论不约而同地带有“信仰过渡说”的痕迹。
与此同时，同为华中师大的学者余子侠出版的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评价却相当中肯。他认为：“对于陶行知是否皈依基督，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颇怀‘为尊者讳’的心态，坚持否定态度。其实历史人物只是历史中的人物，陶行知不仅后来承认过自己在一九一三年‘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在现今可见的历史材料中，也可寻求到他的上述表白的某些旁证。”他佐以旁证的材料不仅有陶行知早年主笔金陵光杂志１９１３年４月的文章导引新生之倡议，更有缪秋笙的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事工（金陵神学志，卷２６，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它们分别透露了陶行知与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中国主日学合会的密切与深入的交往。说明陶行知和教会组织之间其实有着出乎人们预想之外的关系。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１４３页。
另外，还有三篇专题讨论陶行知基督徒身份的论文，分别是：
１储朝晖陶行知与基督教（金陵神学志，总第３４期，１９９８年３月）；２周洪宇陶行知与基督教（安徽史学，１９９１年第４期）；３余子侠陶行知——教会教育·中华归主（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２００１年８月）。
在这三篇论文中，周洪宇的观点无疑是对先前他自己所持有的“信仰过渡说”的某种修正，他认为，“陶行知确曾是一位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也无必要讳言这一点事实。在我看来，承认陶行知曾是一位基督徒，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相反，却倒使我们感觉到陶行知更亲切，更可理解了。……既然孙中山的伟大形象从未因他皈依基督教而有任何影响，那么，陶行知的伟大形象又怎会因他曾是基督徒而受到损害？”他更指出：应对陶行知的基督教信仰“予以充分的理解”，“这不只是一种雅量，更是一种襟怀，一种气度，一种眼光，一种后人对前人的尊重。”余子侠则坚持在此一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也是“近代中国新型学人群体的杰出人物”。“在探讨教会学校及其教育产品究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以及教会教育的‘中华归主’的目标实现如何，无疑他是一位极富代表性和颇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而更有意义的是，储朝晖力图从既有材料中开辟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他提出：“从陶行知对基督教的体认来看，他只崇敬或景从完美人格，追求理想的社会而不需要任何组织，不需要任何礼仪，只需要心灵深处的体验和终身不辍的躬行。……这就是陶行知所接受的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基督教加以独立理解和体认的结果。”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１２页。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出，围绕陶行知认信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所不同的是，在“潜问题意识期”，主要有“信徒说”和“非信徒说”两种观点，其主要形态属于亲友间较为感性片段的回忆和描述，并未构成双方激烈的正面冲突；而在“问题意识期”则随着特定时代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出现三种不同姿态的学者，他们从学理的层面展开论争，而往往又会逸出学理的边界，构成相当复杂的局面，有时影响到某一时代的受众对陶行知的理解，甚至严重地影响到陶行知研究的基本走向。
二、旧题新论
２００４年，香港中文大学何荣汉博士的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以下简称再发现）以专著形式对陶氏“基督徒教育家”的定位和再发现，几乎颠覆了人们在陶氏信仰体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构成陶氏认信问题研究史上的新的终结点。这里，我想着重解读何荣汉博士的再发现一书的内容和结构，同时提炼原著的精华。
参照章开沅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把再发现全书的七章分为四大部分来处理：
（一）第一章导言——关于陶行知认信问题的提出、争议和著者个人的解答。
（二）第二至第四章——依照时间顺序，结合传主少年、求学到留学的过程，集中探讨陶行知是如何从异教徒逐步成为基督徒的认信特征和阶段性。如少年时代“信仰耶稣但没有信仰基督教”，金陵大学时期则信仰“另一种基督教”，自留学美国其信仰和学识与时俱进。
（三）第五至第六章——分别从三个层面上论证陶行知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表现：其一，通过对陶本人文存中大量对基督教象征的运用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考证；第二，通过对陶氏个人活动中与中华基督文社、基督教青年会、美以美会等教会组织的交往联络的梳理，以史实来增添作者基本论点的可信度；第三，对“基督徒教育家”做总体上的定位，并评估此一成果为对“陶行知的再发现”。
（四）结论——揭示全书主旨。章开沅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首先，在第一章中，何博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个人化的解答——陶行知“信行合一”说。他认为，人们必须承认陶行知的“知行合一”理念必定会在信仰方面有所体现，即表现为他对基督教的“信行合一”。如果一个信徒或自称信徒之人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的话，那么，其为人的诚信与否将值得后人长久的怀疑。如果我们承认，一生坚持“知行合一”的陶行知，在其宗教信仰方面同样也做到“信行合一”的话；那么，问题将会变得非常简单，即他信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即“需要对陶行知所信仰的基督教的类型，加以深入地探讨和分析。”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４页。也就是说，作者不仅要处理新中国建国后研究者们“因政治原因而影响了他们对基督教的研究取向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处理一个并非因政治影响研究取向而出现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十分熟悉陶行知的人的心目当中，陶行知“不是”或者说“不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作者“尝试在文献搜寻上下工夫然后尝试从这些新发现资料研究中，重新发现和诠释陶行知作为一位基督徒的形象。”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页。
如何确认陶行知所信仰的基督教类型？何博士在人们熟知的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之外，举出了一个更加有力的佐证，那就是陶行知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用英文写下的金陵大学学生陶文浚的信仰见证（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ｉ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ａｏＷｅｎＴｓｕ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这是何博士在调阅相关教会大学系统历史档案过程中，在缩微胶卷上最新发现的三份陶行知英文文献之一。它们均已影印件的形式作为附录收入何著。目前，这三份英文文献及其中译本也已分别收入川版陶行知全集第１２卷（２００４年版）和胡晓风等先生主编的陶行知教育文选（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在这份信仰见证中，陶行知提及康乃尔大学詹克（ＰｒｏｆＪｅｎｋｓ）教授的著作耶稣的社会原则（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Ｊｅｓｕｓ，１９０６）。他本人称，读这本书是使他“信仰耶稣”的直接原因。陶行知全集（第６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３页。
或许是由于詹克教授著作并无中文译本的缘故，以往内地学者在提及詹克教授著作时常常是一带而过，甚至有时连书名也不能准确地译出，如：有的译作教会教育的社会意义，或译作基督教的社会意义等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页。。这种理解不仅与原文有一定距离，也说明研究者对此著作的隔膜。事实上，在何博士所接触到的全部陶研著作中，也只有一位叫布朗（ＨＯＢｒｏｗｎ）的西方学者曾列出该书的完整书名（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ｏｆＪｅｓｕ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ＹＭＣＡ，１９０６）。而何博士则在第一和第三两章中以较大篇幅对这部导致传主信仰基督教的重要著作的英文原本进行了细致和详尽的解读。首先，在书的形式上，这不是一部给个人阅读而是写给研习小组使用的著作，全书由８４篇讨论导引构成，供学员按每周７天，前后１２周的进度研究聚会加以完成。该书由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出版。先前学者业已证明，“１９１２年间，金陵大学的青年会设立了２０个查经班，每班以五人为限，轮流主领。”（章开沅）那么从时间上可以推断，陶行知很可能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间——也就是他写下信仰见证（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之前——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在研习小组中“研读”该书后，才于１９１３年在艾迪布道会中明确了自己的认信。因为，在书的内容方面，詹克教授提出，成为天国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所需具备的素质，也就是“决志信仰基督教的意思，是个人有意识地把自己只求满足自己欲望这个个人目标，改变为奉行在耶稣身上表达出来的上帝心意，那就是为了他人而存心奉献自己。”詹教授还认为，根据耶稣的教导，人具有“双重的个人责任”——第一是个人自己内心的提升，使自己培养出一个纯洁而且是归向上帝的心；第二是服务他人。一个人如果不是以坚强、纯洁和乐于助人的心，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和谐的关系，人就不能真正实践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说，基督徒表达信仰的虔诚，一方面是要与上帝建立联系，而在具体表达方面，不是在于参与“洗礼、祈祷等实际教仪活动”，而是在生活中表达对人的关怀，实践爱人如己。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２９页。也就是说，在陶行知看来，“爱人如己”，就是“决志成为基督徒”。所以，何博士提出如下观点：“为了服务他人而存心奉献自己”，这就是“陶行知所信的基督教，以及他作为一位基督徒的类型”。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页。
这多少是一种相当大胆的假说，而这种假说也从某一侧面印证了前人的观点，如基督教史学者储朝晖曾认为：“从陶行知对基督教的体认来看，他只崇敬或景从完美人格，追求理想的社会而不需要任何组织，不需要任何礼仪，只需要心灵深处的体验和终身不辍的躬行。……这就是陶行知所接受的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基督教加以独立理解和体认的结果。”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１２页。如果按照这种观点，陶行知的认信方式，是不是类似于在欧洲基督教历史上由来已久，被人们称之为“非教会基督徒”（ＮｏｎＣｈｕｒ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的一种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认定，那就是陶行知的认信方式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这或许就是后来人们在非政治因素之外依然无从确认其基督徒身份的原因之一。而一旦我们认同了何博士提出的“信行合一”的观点，那么，陶行知“只是一度信仰基督教”的说法（即“信仰过渡说”）也就很难成立了。就像在何著当中已经清楚地呈现了陶行知对基督教的“信仰见证”一样，人们至今尚未发现陶行知声言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任何证据。